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

苏联巨变将为中国带来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国内激进改革和放慢改革的两种倾向以及少数民族分裂势力都会抬头，中国现代化难度加大。

我们要从理论上弄清”空想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对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再解释，在反对”和平演变”斗争中，要突出强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观念，在改革开放中，要大力宣扬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要抵制和批判激进改革观，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具有足够包容性的崭新文化。

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不能再以破坏性的理论来指导现代化建设。稳中求进，以稳制乱，以静制动，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苏联未来前景：在持续不断的混乱之后，种族民族主义加剧。俄罗斯沙文主义将披着”民主”外衣卷土重来

苏联国内政治未来将是五种势力的重新组合：叶立钦派；戈巴乔夫所剩残余势力；”八一九”政变中游离在外的党内、军内强硬派；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势力；老布尔什维克。

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认为，苏联内部的反激进势力难以组成有组织的整体对抗，维持统一和稳定的力量很小，苏联国家结构将处在半解体的状态，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混乱阶段。

然而若从长远看，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美国等西方国家会从维持全球稳定的角度考虑保住苏联大致统一；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容忍长久的分裂和混乱。在这种情形下，苏联最终可能会出现以”种族民族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沙文主义。有些学者认为，未来替代戈巴乔夫或叶立钦的人很可能是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拿破仑式的独裁者。他们会以民主为外衣，以核武器作为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苏联存在着重走集权道路的可能性。

苏联剧变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要求激进改革和要求放慢改革的两种倾向都会抬头，现代化建设外部环境出现不利变化

苏联局势变化，近期可预见的结果，是”７＋１”格局的加速形成。西方七个工业国加上苏联，世界格局会呈现”西方集体霸权”的趋势，中国现代化建设外部环境将变得极其不利。

从中美苏关系看，中苏关系会有暂时退步，中美之间战略共同点大大减少，战略平衡向西方倾斜，中国基本无牌可打。

从亚洲形势看，美国并不怕中国打日本牌，日本在政治、军事及资源上比较软弱，难以抗拒美国压力；在经济上日本又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商品尚难打入日本市场，遑论中国。在日本的亚洲投资排序中，首先是东南亚，其次才是中国和南亚，如不发生大的变故，日本资金大量涌入中国的可能性很小。

从国内形势看，苏联事变将使国内不稳定因素增加，要求放慢改革速度和要求激进改革的倾向都会抬头，少数民族分裂势力会受到鼓舞，台湾的”台独”势力和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也会加紧活动。这些因素，都将使改革难度加大，现代化成功的机会减少。

中国不是苏联

中苏之间的相同性：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多民族构成国家。

中苏之间的差异性：

中国与苏联经济状况与改革进程不同。苏联改革起步晚，成果很小，而中国经济改革则比苏联成功得多，治理整顿后的这几年又比前几年情况好。

中国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属于绝大多数，苏联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却占一半。

苏联大学毕业以上人口二千万，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而中国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大学毕业生仅几百万人，比例甚小，社会结构差异很大。

苏联是东正教国家，宗教上很保守，但自彼得大帝之后，西方影响渐占主导，成为一个西方国家；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刚刚执政不久，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很大（从政治学观点看，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仍属第一代领导人），而苏联经历卫国战争的领导人在位的已所剩无几。

所有这些相同性和差异性，决定了苏联事变主要是对中国造成巨大意识形态的深远冲击，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内尚不会有致命影响，不会出现大乱。

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与对策时，不能反应过猛。

空想资本主义

苏、东剧变，除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必须检讨的深层原因，即人们思想方法上的”空想资本主义”。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二十世纪可说是社会主义世纪。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有着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的创造，但也同时伴随着一些不尽科学合理的空想成份，或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其思想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为某种美好制度一旦确立，其它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便认为存在着某些阻碍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彻底实现的顽固保守势力，必先摧毁之，革命才能最后实现。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颇类似于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所批判的”阴谋社会理论”，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哲学方法论，并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一系列的过”左”过激错误。

如果从思想渊源上考察，苏联、东欧、包括中国的一些鼓吹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化分子，在方法论上与”空想社会主义”并无差别，只不过他们从极”左”跑到极右，主张的是”空想资本主义”罢了。

在苏联和东欧，有沙塔林五百天市场经济计划，有哈佛计划，有各种休克疗法。这些计划的共同特征，就是先画一个美好的蓝图，用”革命”的和阵痛的办法渡过去。而如果这些计划不能实现，或是遭致人民不满，他们便认为一定是顽固守旧势力在阻挠，必须彻底打倒，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很少有人去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也很少有人去反思激进改革计划的不切实际甚至荒谬之处。

类似的思维定式在中国也并不鲜见。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呼吁重视科学，重视技术，后来发现还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东西相配合。等到这些东西都强调了还不行时，又说要有市场，建立市场需要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一遇到障碍，便层层加码，要求彻底改变所有制，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政治体制，其焦点便是中国共产党，必欲摧毁整个现存秩序而后快。

这是上述激进改革观的逻辑结论。

在这种思想方法驱使下，建设性的、渐进的改革难成主流，社会的混乱日益蔓延，最后必将导致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全面崩溃。

面对苏联变化，中国怎么办？

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

我们党是以武装斗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夺取政权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后，党面临的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然而，有很长一段时期，党却未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适应这一历史的转变。这导致了后来”大跃进”、”文革”等极左的错误。

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如果我们党再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党地位，仍然采用”革命”的、破坏性的办法进行建设，则党的事业将毁于自己手中。

在建设时期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不善于运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发动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比如对现代化建设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识分子的猜忌与轻视；比如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励政，不敢讲严政，无形中纵容了懒汉和投机分子。

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苏联、东欧的反对派首先利用的也是人民需求社会公平的朴素情绪。

在平服社会不满情绪方面，我们当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点，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腐败要反，但应向人民说明，必要的公务特权仅是完成国家职能的需要，必须保持，不可过份强调清教徒式的干部作风，更不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贪污腐败问题。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句精辟的概括：”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的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并不是统治者的善良愿望，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

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方面，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经验颇值得重视。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在本世纪风雨飘摇，社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反击”社会主义自由化”，同时也为了消除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纷纷出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比如罗素、波普尔、哈耶克等人，他们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的集大成者，在铲除资产阶级制度中的”反噬”机制和激进主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资产阶级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政党在本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但在执政状态下却有许多共同面临的课题。比如社会稳定，渐进改革等。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执政技巧，并从理论和实践中向执政党转变，则难以阻挡激进主义和群众中的”民粹主义”破坏情绪。
在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当前应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强调中国特殊的国情。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二是毛泽东倡导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国六十年代后得以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源泉。

面对苏联剧变，第一个合法性来源有丧失的危险，此刻如果我们一味坚持过份僵硬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反会使激进主义显得合理，加剧右派夺权，失去普通群众的支持。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对第二个合法性来源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这种解释，其侧重点应放在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上，应放在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再解释上。中国的大国穷国特征，中国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特征，中国百年分裂、倍受外强欺侮的特征，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目前说服人民的最有效办法。
在强调改革开放时，应该重点突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人民渐进改革的务实精神。

中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渐进改革的道路，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面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压力，我们除了加强国情教育外，还可以借助中国近代改革史上的新保守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

所谓新保守主义，是指有别于传统顽固守旧势力的一种改革观，它主张利用传统和现行秩序中的合理因素，逐步地引入西方制度中的合理成分，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而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则是指有别于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一种流派，它主张实证，主张工具理性，主张循序渐进，它反对浪漫主义和暴力，反对非理性主义的反秩序，反社会，反文化行为。

新保守主义和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一直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们渐进改革的主张，他们对传统与现行秩序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态度，无疑有助于现实主义改革观的普及和推行。在当前形势下，新保守主义和理性主义应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对象而被结合起来。
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目前，舆论比较强调的是”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和平演变”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性质。在当前国际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日益紧缺，世界仍然以国家和民族的形式划分的时候，”和平演变”还意味着西方国家为了保住对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遏制瓦解战略。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演变，已经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从国内转化为国际间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在反对”和平演变”时，如果突出这一方面，其效果会更好，它更能唤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卫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推动现代化事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

与苏联、东欧不同，中国是个东方国家，其文明形态和价值观念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集体主义，先人后己的伦理道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精神，”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大丈夫气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尤其是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必不可少的价值源泉。近几十年来，亚太经济的增长，已经证明儒家文化的伟大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有效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确立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文革”这样的大动乱中，反传统主义意识形态被推向极端，人们迷信于”不破不立”，迷信于”砸烂封、资、修”，其结果是传统中的糟粕趁着精神领域的空白泛滥复辟，而其精华却被全部丢弃。

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太平洋国家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国在世纪之交不能拿出具有足够包容性的文化精神旗帜，则将无以在二十一世纪与西方国家抗衡。

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同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爱国主义又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说服力；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能够为普通群众提供伦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终极价值皈依。

要而言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该能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被动防御型的，而是主动进取型的；不仅是实用主义的，而且是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感的；不仅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而且是能为普通人民提供灵魂依托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它是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爱国主义和现代化诸种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

在这面旗帜下，党内党外、海内海外的广大优秀分子可以结合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经济领域，要批判和抵制激进主义的改革观，批判”放权让利万能”论，促使国家在新的起点上走向现代经济的新集中。

”六四”之后，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观已经受到批判，然而经济领域中的激进改革观却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

苏联事变后，经济学界原已存在的两种不同改革观有着强化的趋势。

一种改革观主张加速实现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当然可以变换名称，以绕过意识形态障碍），这样才能把经济搞上去，由此而增加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为此，应不惜冒大的风险。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那种激进的经济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它很可能使本已出现矛盾的利益分配问题恶化，使尚未整顿好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由此而破坏社会生产力，促使经济垮台。目前的经济改革，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强劳动纪律，抓质量、品种、效益，抓科学技术等发展生产力的方面，而不是放在变更生产关系方面。我们要注意保持生产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已经实行了不少变革，当前主要应消化前一阶段的改革成果，理顺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法规与秩序。

经济理论界一些人主张的”企业所有制”、”财产量化到个人”、”一股就灵”（指股份制、股票市场）等观点，很可能将我国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激化。也很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加强地方主义和分散搞活的”小农经济”。

要认识到所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浪漫主义改革观只是一种空想，”深层次解决问题”的层次必须适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建立解雇机制与破产机制等。我们甚至不排除稳定地将一些无关大局的小型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者职工股权化的设想。但私有化，股份化的试点首先应该是那些亏损严重，已证明不适合国营的小型企业，而决不应象过去那样，以好企业为试点，再加上国家帮助，制造些资本主义百试百灵的神话。

”从所有制入手解决问题，否则一切其它改革措施终归无效”的”深层次改革思路”，只会妨碍我们在适当的层次上推进改革，坐失良机，也会妨碍我们在与改革同等重要的发展问题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们还要有策略地告诉人民，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许多困难与我国国情有关，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过分提高人民群众对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是危险的。必须看到，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是超前的，这种速度无论何种改革都难以为继。而一旦公众的过高期盼不能兑现，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乱。一些学者提议，我们应该利用中国人民普遍体会到由于苏联事变而导致我国国际环境恶化的契机，向人民讲明困难，号召人民顾全大局。当然，这种宣传必须以唤醒”中国是中国人唯一的家园”的爱国意识为前提，否则反可能引起人心浮动。
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

共产党必须控制财产经济，在目前局势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共产党抓财产经济的思路源于以下几点理由：
1. 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短期行为盛行，各种利益主体侵蚀国有资产。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运行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殖，就应该由谁负责。
  
  ”一五”期间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
2. 政府行为在改革中经营造成管理监督职能与财产所有者职能的矛盾冲突。当职能部门进行监督管理时，地方政府会由于地方利益、局部利益而压制职能部门，造成保护落后，重复建设，投资膨胀的弊端。如果党管财产经济，成为所有者，它会根据所辖企业的状况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和投向，并与政府构成所有者与管理监督者的关系。当政府行使计划、监督职能时，党属企业在法律范围内执行；而当地方政府搞短期行为、”一平二调”时，它会受到党的利益制约。
3. 党管财产经济有利于维持稳定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党握有财产，政治稳定便有了载体，社会进步会依据强有力的利益主体的导向而不出现失控。现在党政一家，攻击政府便意味着攻击党，共产党没有回旋余地。设若党成为庞大的利益主体，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施加各种影响，政治操作上可有较大的空间。
4. 党管财产经济的改革思路便于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而在党管财产经济的状态下，上述弊端将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党管财产经济在操作上简便易行。现在企业干部人事权在党委，如果再将国有资产管理的某些职责赋予党委，并成立相应的党的经济委员会，体制便可理顺，利益边界得以廓清，市场可从中渐渐地发育出来。
  
  （比如，若将来某市的经委划归市委管辖，便意味着它有了经营权；而政府的监督管理权限不变，只是对企业的管理要通过党委间接进行。表面看这无大的差别，而从长远看意义却非常大。）
党管财产经济的原则应该是：”政企应该严格分开，党政只能适度分”。

以往我们总是批评”一手硬、一手软”，其实，经济这一手不抓住，又何谈精神文明过硬。历史经验证明，在东方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先进的、掌管一定财产的、有运作能力的部队，稳定将无法维持，现代化将难以实现。

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应有怎样的国际对策？

变道义外交为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务实外交。

苏联事变给我们提供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在进行国际问题判断时，常常价值判断在前，事实判断在后。在价值判断中，意识形态判断又总是占据首位。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与意识形态利益相比孰轻孰重，则往往不太清楚。

比如苏联”八一九政变”如果成功，正在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很可能于我们不利。这种利益得失与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得失，应该综合权衡后再出对策。

在对外交往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疑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基石，但这些原则应紧密地与国家利益结合。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明确确立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总体战略。道义外交不能再搞，国家利益原则应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
谋求建立”大中华”文化圈与经济圈。

国际格局的演化趋势中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集团经济和地区性共同市场，比如美—加—墨贸易体系，欧洲经济共同体。

在亚洲的日本、南韩与东盟国也出于各自利益提出不同的区域经济设想。但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对中国最有利？现实情况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与中国同文同种，东南亚一带有强大的华人经济。如果我们能把这里的资金、信息、技术与大陆完整的工业体系、较高的科技水平和科技人才、以及较低廉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实力将会大大增强。

另外，东南亚国家人口众多，商品需求结构与中国互相适应，是亚洲市场中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和亚洲经济中的软腹部。仅以印尼为例，该国近两亿人口，生活水准处于低中档，大量需求中国过剩积压的轻工业品和消费品，这方面的生意交往，中国明显有利。从长远看，日本市场难以进入，美国市场很可能出问题，因此，抓紧亚洲市场的开发，抓紧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的工作，将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从资源角度看，南中国海蕴藏资源约合一万亿美元，是中国继新疆开发后的一块唯一的资源替代地域，是未来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主要依托。向南开发也许是我们不得不选择的一个战略方向。

在最近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华人商会”上，李光耀提出用”东亚文明”（仍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取代中华（大陆）文明。他这是一厢情愿，因为以几个边缘岛屿和地区的空间，根本无法生长出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树。然而这也向我们发出警号，如果我们再不主动进取，打出具有足够包容性的口号和旗帜，则很有可能坐失良机，失去世界华人、主要是亚洲”华人世界”的信赖与精神支持。
抓紧对苏联贸易。用经济联系来影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几个共和国。苏联近期会有相当的混乱。但等尘埃初步落定，这块市场必须占住。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在西方世界中纵横摆阖，利用西欧、美日矛盾，多做分化瓦解工作，使其不能形成一致战线来对付中国。

这项工作如能奏效，我们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

稳中求进，以静制动，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总的出发点

首先，国内要稳中求进，以稳制乱。

在国内稳中求进，以稳制乱，除了要坚持不懈地宣传贯彻”稳定压倒一切”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外，还要注意：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要自乱阵脚。

比如在对苏联事变的意识形态操作上切忌过于生硬。在近期策略（压住右倾思潮）与远期策略（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发展）中，应以远期策略为主，并应立即着手下大气力进行。（是否可以成立新的意识形态研究部门，专门从事新思路研究，收集各类信息，参谋国策战略，提出联络各界人士结成统一战线的种种办法等等。）

又如，在刚刚展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定要严格掌握政策，防止否定十年农村改革的思想倾向。据了解，农村干部中这种倾向比较普遍，劲头很大，如不加以控制，会带来新的不稳定。
处理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与强化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特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尚未完善的时候，应注意防止”意识形态迷信”，要给理论研究留下空间，开个口子，保持一定的弹性（当然一定得驾驭住，不能重演八六年或八九年的情况）。与此同时，要强化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器，着力打机违宪、违法的社会动乱因素。

在此，应强调的是，我们应主要用国家机器打击各种现行动乱行为，切忌因意识形态操作过猛过硬而缩小今后的政策调整空间。
密切注意台湾政情、社情的发展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尤其是台独倾向有一整套应对预案，制人机先，防止因台湾政情变化给大陆带来重大牵制。

对国外，要以静制动。

苏联事变将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呈现复杂、严峻的局面，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但完全不必惊慌。辩证地看，外部压力增加，也为我们增强国内凝聚力，调整对外政策带来新的机会。

历史地看，彼得大帝拓展疆土，明治皇帝倡导维新时，外部环境并不有利；六十年代末期、十年改革初期，我国国际环境也不比现在好多少。——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二战以后的四十年，国际格局大体呈现稳定状态，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四十年内我们屡屡自乱阵脚，大跃进、”文革”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这一教训极为深刻。

进入八十年代末期，特别是苏联事变后，世界进入多极格局形成过程，世界处在”战国时期”。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它的资本必须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决定了它总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未来几年，苏、东尘埃尚未落定；日、美二心不交；欧洲面临重新组合；中东冲突难见尽头。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区域内，唯有亚太地区有相对稳定的可能。

只要我们充分估计形势，努力抓住时机，冷静沉着，以不变应万变，争取稳定二十年，国际形势一定会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